由于国进民退不仅关系到企业所有权结构的变化，它还是中国改革的一个缩影，如何看待和处理这一问题关系中国改革的发展方向。

如果信息不充分，市场竞争就同样也不可能充分。自由主义在论定市场经济的功效时，假设了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

一是：是市场的先天性缺陷。【8】在扩展秩序中各种努力的相互协调所依靠的，正是这种对未知世界的适应能力。……惟有规则能够结成一种扩展秩序。从哲学上来分析，经济学和自然科学都是人的实践，只要是人的实践，就离不开人性和人的本能。经济学家刘易斯曾经提出劳动力价格拐点的理论。

所以，就人的理性地自私的本性和本能所决定的人的实践，都隐含着上述人类社会发展的既定趋势和普世价值。其他资本家的逐利驱动终将打破任何没有政治力量介入的垄断。新京报：那怎么改变体制机制?华生：我认为与新型城镇化有关联的制度，主要有三个：土地制度，户籍制度，财政税收制度。

今天的改革，不是说在一张白纸上描绘宏伟蓝图，而是如何收拾好目前的局面，从千头万绪的工作中，寻找出可以做，能够做也应该做的改革作为突破口。)新京报：根据你的思考，最优先的改革突破口是什么?华生：我认为应该从两个方向上突破，都与经济升级有关，经济升级就是要调整结构与产能，让企业能够通过购并重组来优化资源配置，这一点政府是没法做的，不可能去指挥企业怎么干，人为的行政干预往往适得其反。解决土地财政问题，也是在防范和消除潜在风险的积聚。直面改革，必须回到最本源的问题上来。

比如说哪些领域可以交给市场，哪些类型可以交给市场，多大的投资规模可以交给市场，如果没有一一明确的量化，改革就会被化解为无形。华生：土地财政，其实是卖地财政。

地方政府的债务黑洞越滚越大，这个链条当断不断，以后必受其乱。可见，产品市场也好，要素市场也好，如果没有竞争性的市场结构，不能释放正确的价格信号，就没法通过市场化的优胜劣汰和并购重组不断优化产业结构，那么想经济升级，就会非常困难。当然，没有人说，全国特别是大城市的的户籍制度可以一天取消，从来没有人有这样的意见，但必须起步，就象我们刚刚算的那笔账，现在不开始改，20年后也还没有人口城镇化，我们的户籍歧视20年后也不完全取消?当然，这些事情做起来要有周详的规划，不能乱动盲动。就像总理所说的，要多研究如何释放改革的红利，所以，现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怎么改才能改对，改革的突破口应该放在哪。

编者按：近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了新一届政府首次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负责人座谈会，他给在场的专家学者布置了一份作业：请专家学者来帮助研究，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进一步释放改革的红利?怎样通过推进制度建设来增强中国经济发展后劲?如何进一步释放改革的红利，新京报专访著名经济学家、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华生教授。一是在关键的资源性产品的价格上，要迈出实质改革的步子来。2008年，我们在改革开放30年时就曾经提过一个农民工市民化国家行动纲要的全面规划。所以，美国的经常是一家银行吞并另一家银行，或者是行业的老大、老二吞并了老三，而我们的资本市场方向走偏，死气沉沉，根本没有实现资本市场在产业升级、优化重组中的功能。

为什么会出现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脱节，就是因为政府只管土地指标，不管人口指标。地方想上马这些产业，发改委能管得过来吗?因此，必须启用价格杠杆。

如果目前的通货膨胀率很高，压力很大，那么第一件事情就没法做了，资源价格新机制的建立难以起步。围绕市场的价格信号，产业机构自然就能得到调整。

这三个制度是相互关联的，如土地和财政。同时也要明白，即使全部都交给市场了，经济也不一定升级，不一定增长，为什么呢?美国和欧洲都是自由市场经济，可是经济该不增长还不增长，每年的增长率1%、2%也就不错了。地方政府过于依赖土地收入，也就过多依赖于高房价，房价一跌，甚至房价只是预期不好，土地立即贬值。新京报：这个问题上，国外的经验是什么?华生：就是要让资本市场发挥作用，而不是用行政手段去安排。可以考虑花钱买机制，用给地方政府规范透明的发债权来解脱卖地财政。就是因为卖地财政只要土地，不要人口，要土地是可以挣钱的，而接纳人口是要花钱的。

访谈嘉宾：华生 著名经济学家、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也就是说，市场化本身还不能自动解决象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升级的问题。

地价跌下来，银行的坏账就来了。金融和债务的风险都拴在土地上，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因为世界范围内较大的经济泡沫的破裂，往往都是因为与地产关联的金融债务危机的爆发。

税收制度的改革要结合调节收入分配和贫富差距的考量，对城镇化过程中土地增值收益进行全面合理的再分配，使之主要回归城镇化的主体即农民工等外来移居人口，这样，人口城镇化才有长期财力支撑，经济发展的潜力才能源源不断地释放出来。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美国出现的市场购并，一宗动辄数百亿美元，那才是产业购并。

二、经济升级的两个主方向(第一个方向，通过价格机制和股权并购来调整产业结构，实现优化升级，第二个方向，就是靠新型城镇化改革和建设，提供长期发展动力。通过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性改革，真碰既得利益，推动体制机制转变，来推动经济的升级)新京报：现在，从政府到学界，都希望释放改革的红利，你怎么看?华生：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这个说法是对的，反过来也可以推论，如果不改革或者改错了，就没有红利。著有《中国改革 做对的和没做的》，《中国股市 假问题和真问题》等。现在新一届政府也认识到这个问题，指出未来二三十年中国最大的内需就是新型城镇化。

新京报：这个土地财政也是最敏感最难办的地方。新京报：关于怎么改，不少学者提议要有改革的路线图和时间表。

)新京报：现在普遍认为新型城镇化能提供经济发展的长期动力，你怎么看?华生：这是我10多年来的一贯主张。新京报：那怎么办?华生：这里真正的改革就派上用场了。

就是说，如果地方政府要土地指标，必须安排一定数量的人口入籍，否则人口不增加你要建设用地干嘛?比如一亩地必须安排十个、八个人，这样地方政府再要地就得先考虑安排人入籍的负担，土地和人口之间有了内在平衡机制，这样才能把地方政府的行为给调整过来。新京报：第二件事是什么?华生：第二件事，就是推动股权多元化，利用资本市场推进购并重组。

比如现在大家都说，政府能不管的都不管，能交给市场的都交给市场，这固然很好，但是，如何量化，需要落实。从体制转换来说，要学习借鉴成功实现了城市化转型的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经验，用土地开发的财务平衡替代土地财政。新京报：回到李克强总理布置的作业上，你认为如何进一步释放改革的红利?华生：当务之急，我认为需要把改革具体化，有量化指标。如果把每年的土地分配指标和人口户籍化的指标相结合，就比什么都管用。

这样至少有6亿人这20年要安排，每年至少要安排近3000万人，这才叫甩开膀子真干人口城镇化。在当前的情况下，如何找到一两个具有抓手意义的问题，或者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性改革，提纲挈领，敢碰真碰既得利益格局，通过推动体制机制的改变，来推动经济的升级。

我们过去这些年最大的失败就是空话太多，政策总是不和利益机制，不和真正的利益制度变革挂钩。关键是要改变体制机制，改变利益驱动的链条，这样全国各级政府的行为模式才会真正改变。

有些沿海大城市搞农民工入户籍的积分制，一年可以有几百人入籍，可是却有几百万人在等着，难道推行人口城镇化要一万年?所以，改革要有一个数量化的规划，比如说现在农民工有2亿多，中小城市流动的还有7000多万，这2亿多还是保守数字，因为还有几千万几亿的留守儿童、留守妇女和留守老人，如果说城市能安置，很多人都要来的。但是，直到现在，仍然是只实现了土地的城镇化，而没有实现人口的城镇化。